第一章 文化：崇高的选择
衰减的特性
修正主义者们不仅利用历史事件进行阐释，而且将其作为托辞——当然两者都是错误的——试图将德国的独特性降格为一种欧洲的普遍常态。以这种观点来看，二战中纳粹对欧洲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施行的种族灭绝性的大屠杀不过是前进路上的一场可怕的偶发事件，在这样一条路上，漫不经心和对意识形态的过度沉迷都只是司空见惯的常态，毫无特性可言。历史学家在描述纳粹统治与大屠杀的过程中寻找”常态“，这极易获得人们的理解，而理解可能最终导致遗忘与宽恕：”凡能被理解的都能被宽恕“。
冷漠的政治观
对于桑塔亚纳而言，德国的政治行动只不过是德国思想的必然结果。德国思想最重要的特点便是执拗、顽固的精神内省，对自我中心格外赞赏，而其他民族则是自我中心为一种阻碍，巴不得尽快摆脱。
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正面临着沦为诽谤者与空谈家的地盘的危险。
一般认为，现代德国首先思考的是国家的权威与尊严，而现代英国首先思考的是公民的权利与自由。…… 不可否认，对国家的盲目崇拜构成了德国社会的线条，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国历史发展的轨迹。
弗雷德里克哈里森曾经把文化贬损为”大概是当今最为愚蠢的伪善之词“。他可以接受文化作为文学批评和纯文学创作的必要特性，而拒绝文化以任何形式参与政治，认为文化必然会导致”犹疑不决的行为“。因此深受文化浸染的人也许是”社会中唯一有责任感的人群，他们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绝不会与权力结盟”。
第二章 从共和到流亡
托马斯曼的政治观念
托马斯曼深深地相信，“德国人永远不会爱上民主政治，原因很简单，他们本来就不喜欢政治，而且备受谴责的’独裁主义国家’永远是最适宜的、德国人最习惯的，也是他们从根本上渴望的国家形式”。
只有不称职的士兵才会在发现前途不利后摒弃旗帜。
尼采认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与文化的繁荣昌盛是互相排斥的。
https://book.ifeng.com/a/20150727/16531_0.shtml
当他的思想意识跌入专制和民族主义的低谷时，他的小说水准却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线上；而当他的思想意识在一战后转入进步的民主和人道阵营时，他的小说创作也很难说相应地步入巅峰状态。事实上，艺术创作总是有一种中性的惰性，激进时它拖在后面，颓靡时它又冲在前方。它有它自己神秘的逻辑，以此和轻佻的时事评论区分开来，并将自己的重心始终倾向于遥远的永恒。
法西斯主义的美学魅力
艺术与道德
我认为这一小节讲了二战时期的人们在希特勒的身上发现了某种美学吸引（尽管希特勒是一位三流画家），这恰恰说明艺术追求中存在道德缺陷。作者在文中提到“通过称希特勒为兄弟，托马斯曼曝光了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从核心上看，艺术的现代主义无论如何没有承载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相反，它公然表示了对独裁主义的喜爱——也许还没到极权主义的程度”。
大屠杀不仅是政治罪行，也是巨大的道德失败，因为道德面对任何艺术成就都变得无动于衷。然而，德国人对于文化能够称为政治替代物的宏大幻想却在战争中得以幸存，并在第二次德国共和时代重新出现。它的幸存通过流亡和移民达成。
流亡和移民
第三章 诺瓦利斯与惠特曼：德国浪漫主义于美国民主
没有歌剧的国家
从黑人劳工是歌剧迷这一点可以看出，“美国的文化潜力是毋庸置疑的，是不同种族、不同层次的人共同参与的文化”。
约瑟在美国
这一小节介绍了托马斯曼在美国创作约瑟四部曲第四部。约瑟（约前1767年－约前1657年）是雅各与拉结所生之子，因聪颖得其父偏爱而遭众弟兄嫉恨，众兄便将其卖掉，而后被带到埃及当奴隶。因给埃及法老释梦得到重用，被任为宰相。任职期间埃及仓满粮足。后因其故乡迦南遇饥荒，与前来埃及买粮的弟兄相认而和解，并接其父前往埃及。与其兄弟一起被视为以色列十二列祖之一。
托马斯曼在演说中谈到了德国的孤僻与忧郁气质，指出这种气质与世界格格不入。他提醒他的听众，这种内省与浪漫的反革命倾向导致了深刻思想与社会政治灾难性的分离，使得德国人不能适应现代民主——与此同时，他承认，这些德国性情再加上对民主迟来的热爱，都会永远成为他个人生命中的一部分，并且成为他继续写作的先决条件。
德国的民主
爱默生的舵手：贝多芬与贝蒂娜
德国浪漫主义对超验主义意欲改变美国民主的宏伟计划影响巨大。
德国浪漫主义：
https://www.hisour.com/zh/german-romanticism-35736/
德国浪漫主义（German romanticism）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德语国家的主导知识分子运动，影响着哲学，美学，文学和批评。 与英国浪漫主义相比德国浪漫主义的发展相对较晚，并且在早期恰逢魏玛古典主义。 与英国浪漫主义的严肃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的浪漫主义特别重视机智，幽默和美丽。
浪漫主义者找到了一个将世界分为理性世界的破裂，“数字和数字”（诺瓦利斯），以及感情和奇迹的世界。 德国浪漫主义的驱动力是对世界愈合的无尽渴望，是将对立面融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这种渴望的象征性地点和表现形式是迷雾森林山谷，中世纪修道院遗址，古代神话故事和童话故事，自然等等
https://www.sohu.com/a/303540365_136745
浪漫主义本质上一场反启蒙运动，这种反启蒙，不是对启蒙理想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继承和批判；没有启蒙运动，也就无所谓浪漫式的反动。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所展示出的普遍主义、理性主义的政治理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市侩主义、惟利是图，遭到了浪漫派的彻底嘲弄。
浪漫主义在思想史上并非一无是处，事实上，作为启蒙运动的反题，浪漫主义提出了诸多颇有创意的见解，早期浪漫主义的许多观点，诸如个人独特性的张扬、共同体的维系、公民美德及教育、人与自然的和谐、文化传统的珍视，等等，即使在当代世界，仍具重大启迪意义。浪漫主义不等于非理性主义，但是它通过对感知、体验、情感、爱的强调，指出了理性主义政治理论所忽略的一面。
不过，德国浪漫主义往往也被人们指责为20世纪极权主义的兴起做了关键性的思想准备，这种指责未必公允，但是，浪漫主义的诸多理念，以及它的自我中心主义、机缘主义等特征，确实从理论上排斥人与世界的沟通，排斥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交往，大大助长了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将民族、人民无限浪漫化的结果所指，乃是德国纳粹运动兴起。
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的核心观点是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强调直觉的重要性，其认为人类世界的一切都是宇宙的一个缩影–“世界将其自身缩小成为一滴露水”（爱默生语），其随着实践哲学诞生而淡化。超验主义者强调万物本质上的统一，万物皆受”超灵”制约，而人类灵魂与”超灵”一致。这种对人之神圣的肯定使超验主义者蔑视外部的权威与传统，依赖自己的直接经验。”相信你自己”这句爱默生的名言，成为超验主义者座右铭。这种超验主义观点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助于打破加尔文教的”人性恶”、”命定论”等教条的束缚，为热情奔放，抒发个性的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超验主义强调人与上帝间的直接交流和人性中的神性，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其社会目标是建立一个道德完满的乌托邦式理想社会，其精神成为美国文化中一个重要遗产。
第四章 德国文化在国外：失败中的胜利
美国精神的封闭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80年代美国的畅销书，作者艾伦布鲁姆。他的德国文化观点是狭隘的，对于他而言“启蒙思想根本没有辩证的一面”，“他忘记提及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完全可以找到理性成分，以及在黑暗时代里保护残余的启蒙思想的严肃的，甚至有些悲剧色彩的强烈诉求”。
对布鲁姆而言，20世纪后半叶美国的社会与政治问题的根源在于精神危机。高科技造成的时间消费与休闲消费风气，性革命以及多元文化都反映出美国精神向相对主义及中性价值观的转变，这种转变同样也深受德国思想的影响。
伴随德国思想而来的是常规化与庸俗化的倾向。德国的虚无主义是有关生死的哲学思考，而美国的虚无主义是一种过了周末便忘在脑后的短暂情绪。
面临危机的德国精神
平静地告别欧洲
列奥施特劳斯总结道：“一个战场上被打败的国家，虽然作为政治形态被消灭了，然而却通过将其思想之绳套在征服者的身上，从而抢夺了胜利的最辉煌战果。这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德国文化取得了失败中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其基本设想：它不仅可以抵消失败，甚至可以在政治方面进行报复。
第五章 法德文化之战
两次革命
自从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崛起依赖，德国一直以来便成为法国作家们的思想源泉，法国作家从德国非理性主义与怀疑思想中获益颇多。因此法国作家们或者继续加强他们自己的笛卡尔哲学的理性思想，或者比德国人自己更加激烈地宣称，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是流动不定的，不论从何种研究方法中，都可以找到疯狂的影子。
“流亡”的歌德
“文化战争”的根源
失意落寞的爱和相互之间的仇恨是法德文化战争中的主要情绪，但却不是唯一的态度……有些时候法德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特征既不是喜爱，也不是仇恨，而是显而易见的缺乏了解。
社会学史上的谜团
因此涂尔干坚信，社会学对德国人来讲只是一门伪科学，因为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规则术语方面，德国人已经放弃了研究。他们满足于指出规律性和近似性，以及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例外。而法国人则是彻头彻尾的笛卡尔信徒，不仅相信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相信世界能够完全以科学的体系进行阐释说明。
关于涂尔干：
埃米尔·涂尔干（法语：Émile Durkheim，1858年4月15日－1917年11月15日），是法国犹太裔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与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
涂尔干的主要的思想集中于四部巨著：《社会分工论》（1893年）、《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年）、《自杀论》（1897年）、《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年）。这些目前都被视为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基础著作。作为现代社会学的开拓者，涂尔干一生出版了大量关于教育、宗教、自杀、法律和犯罪的论文和专著，为社会学的学门化和科学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对确立社会学为一门独立学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今天，社会学家对社会的研究包括了一系列的从宏观结构到微观行为的研究，包括对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别，到细如家庭结构个人社会关系模式的研究。社会学系分成更多更细的研究方向，包括像犯罪和离婚，在微观方面例如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些社会学家使用定量研究[注 1]的方法从数量上来描述一个社会总体结构，以此来研究可以预见社会变迁和人们对社会变迁反应的定量模型。这种由拉扎斯费尔德倡导的研究方法，现在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两个主要方法论之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另外一个主要流派是定性研究[注 2]，包括历史社会学、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专题小组讨论等收集资料的方法，以及基于扎根理论、内容分析等定性资料的分析及归纳方法。从事定性分析的社会学家相信，这是一种更好的方法，因为这可以加强理解“离散”性的社会和独特性的人文。这种方法从不寻求有一致观点，但却可以互相欣赏各自所采取的独特方式并互相借鉴。主流的观点认为，定量和定性这两种研究方式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涂尔干与韦伯都强调两者的重要性──亦即从主观（定性）与客观（定量）交错研究，到后来的象征互动派大师布鲁默相当强调定性的影响力。
文化使者：哈布瓦赫
莫里斯·哈布瓦赫是法国一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弟子和年轻同事，亲德，开创了集体记忆理论。
集体记忆又称群体记忆,这一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性结构》一文中首次提出，并将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从广义来看，集体记忆指的是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从狭义来看，集体记忆专指非历史学的对历史的记忆。简单来说，集体记忆指的是一群人记住过去的方式。集体记忆可以由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组成，共同的记忆可以关于事实也可以关于解释。对于任何我们所属的重要的社会群体，每个人都有集体记忆。家庭成员可能会记住他们的经历或者一个特定的事件，比如一家人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胜地度假。集体记忆是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内一个新兴的研究主题。1925年，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首次明确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开辟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领域。一般认为，记忆是一种属于个体的心理感官行为，但是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现实的社会群体都有其对应的社会记忆，或曰集体记忆。人们对集体记忆如此感兴趣缘于两个原因：第一，从学术发展的历程来看，对群体现象的研究历史由来已久，集体意识、集体表征、集体心理、集体记忆等一直是众多学者所感兴趣的重要主题；第二，从情感角度上讲，对于群体延续和发展的追问、思考以及展望，是人类存在的一种责任，集体记忆的研究是关乎群体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一个重要命题。
哈布瓦赫认为，马克斯韦伯的不凡之处在于他永不停歇地修正自己的想法。每当他完成一个计划，他似乎都能找到继续前进的新动力。
法德文化的对抗核心 ——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与韦伯时刻以社会现实为基点的明晰易懂的分析相比，涂尔干的社会学则显得缺乏根基，有利于现实世界之上。
逐出柏林（1910年12月哈布瓦赫被驱逐事件）
哈布瓦赫之死（1945年集中营）
奇怪的失败
德国纳粹主义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
法国大革命是在和平条件下发生的，而且不久革命政府就和欧洲各君主国家发生战争并打败了他们，因此，法国人民不仅没有军事失败后的耻辱和疲惫，而且极大地迸发出了一个民族击退外敌的爱国热情，这种热情可以构成惊人的力量，使他们能够把全部力量贡献于革命。换言之，当革命热情与爱国热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革命力量就会更加强大，势不可挡(当然这种好战精神会给民主带来损失)。与之相反，德国1918年的革命是从战争带来的可怕困苦中发生的，而且德国人民当时还被迫接受一个最耻辱、最致命的合约（凡尔赛条约）。德国皇室发动了战争并最终战败了，那么可以说屈辱和毁灭性的凡尔赛条约是皇室及支持皇室的保守的君主主义者直接造成的恶果。但签订这个无法避免的合约的工作却不得不由战后支撑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来做。在政治上无知的群众的眼中，社会民主党对于合约时负有最大责任的。他们不找事件的原因，只去找寻一批替罪羊。
战争的破坏、凡尔赛合约的巨额赔偿以及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得当时台上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步履维艰、风雨飘摇。在考茨基看来，如果当时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和广大劳动群众坚决支持社会民主党，该党能够有权贯彻执行自己的政策，结果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可惜的是，大多数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和很大一批的工人虽然能痛切地感知生活的困苦，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灾难的根源在于社会民主党没有权力推行自己的政策，而把原因归咎于作为共和国根基的议会制度本身。他们将议会看成了一面镜子，并为镜子里出现的各党派乱糟糟的纷争而气恼，他们幼稚地认为把这面镜子打破，情况就会出现彻底改观。这恰恰上了当时在议会中只有很少席位并坚决反对议会制度的纳粹分子的当。
知识分子的抵抗
没有政治野心的政治意识这个概念极适合描述那些思想里有抵抗情绪的人们。他们来自于知识氛围浓厚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实验理性与知性勇气并肩共存。
在关于政治与科学作为职业的两次演讲中，马克思韦伯坚持认为，学者无法提供哪些只有预言家和先知才能提供的答案，而且人类必须面对令人沮丧的认识，即有些事情也许是神圣的，但不美丽，或者有些事情是美丽的，但并不善良。
对托马斯曼而言，“知识分子必须行动”的战斗口号是一个文学色彩极浓的呐喊，一个时尚的声明，除了为报纸提供了耸人听闻的材料之外一无是处。……因为一切经验都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凭借一腔热情投身现实的知识分子进入了他完全不适应的环境之中，在那个环境中他表现得非常糟糕，显得浅薄无知，处处碰壁。他遭受了人性的毁损，并且为了重新站起来面对自己、面对世界，他沉浸在自我牺牲的道德抚慰中，在受苦殉身的忧郁气质中迅速为自己疗伤。
德国革命的局限性
这一节首先讨论了两部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著作：朱利安本达（法国）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和卡尔曼海姆（德国）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本达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脱离社会的，不功利的。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因应用其不失偏颇的态度去影响城市的发展进程，并将政治学传授给城中居民。
豆瓣《知识分子的背叛》书评一：
当年的法国、欧洲是什么模样呢？请让我用一点篇幅来引用班达的话，这些话简直就是对今天的中国的思想界与民众的描述。“在今日的欧洲，已没有一颗心灵不被种族的激情、阶级的激情或民族国家的激情所感染，而且常常是被这三种激情同时感染……即使在拥有庞大人口的远东，看上去似乎与这些运动无关，也产生了旨在羞辱他人的社会仇恨、政党精神和民族精神。政治激情在今天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将政治激情凝缩为几个非常简单的仇恨并且扎根于心灵的最深处，这确乎是时代的一个战利品。”“民族激情还有一个深化现象，即各民族今天不仅要求在他们的物质存在、军事力量、领土疆域和经济财富中，而且要求在他们的道德本质中达到自觉……爱国主义今日沦为了一种精神形式反对其他精神形式的肯定。”
我不用解释，这些描述难道不是非常恰当地说出了当下中国人的精神本质吗？班达将这些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激情归结为两种意志：群体攫取世俗利益的意志，群体自觉追求特殊、与众不同的意志（努力塑造国家民族的独特性）。在这种“激情四溢”的状态中，知识分子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当然是推波助澜，甚至是主动堕落——还有比知识分子更没有骨气，更容易堕落的阶层吗？
豆瓣《知识分子的背叛》书评二：
班达在文中严厉批评了当代历史学家的趋炎附势以及马克思人类社会演变规律的缺乏例证，但是正如T.S．艾略特的批评（书后附录）中所说“任何历史学家的判断都必须取决于其偏见的程度和我们自己对偏见本身的道德判断”，我们总是会对那些跟自己针锋相对意见不合的人特别警惕，而对与我们持有同样偏见的人熟视无睹。因此，对于班达的这本著作，我认为值得学习的并非作者个人的历史观，而是如何在日常的社会现象中发现一类问题并进行共时和历时的考察分析。
豆瓣《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书评一：
乌托邦大概的意思就是思想在原则上来看永远都不会实现。但是乌托邦并不是说这个思想是“幻想”，是在做“白日梦”。乌托邦的不可实现性是因为现实秩序格格不入，乌托邦话语的产生是维护现有秩序的力量与反对现有秩序的力量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结果。乌托邦内在地蕴涵着对现有秩序不合理、非正义成分的否定和扬弃。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避免现有秩序的永久合理化、挑战现有秩序绝对合理性的社会批判力量。
乌托邦也有别于“理想”，因为理想是可能实现的，而乌托邦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乌托邦是完美的化身，有点类似与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完全对应的实体的。
曼海姆认为乌托邦思想在日益衰落，因为意识形态以绝对的正确肯定自身, 将与之不同的思想贬低为由其阶级结构和属性决定的谬误，这种意识形态的总体不可通约性，使得不同形式的乌托邦思想陷入互不宽容的冲突。在一个乌托邦思想日益衰落的时代，人们的关注点从社会秩序的重建转向社会技术性问题的解决，从普遍正义的价值问题转向具体的事实问题。曼海姆对此是悲观的，他认为乌托邦思想的衰落会使人们丧失塑造历史的能力，丧失理解自身的能力。
随后又提到了雷蒙阿隆（在法国提倡德国知识分子传统）。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到他。原文给出的是“在许多德国人把文化看作逃避政治的避难所时，文化却对阿隆打开了博大而深奥的政治原野，使得他在日后得以成为法国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社会学家。”
插一句左派与右派之分（复制于知乎）：
左为追求平等，是以精神、思想力量集结同伴的一类人，也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他们只有追求平等才能从富人手里分一杯羹，获得更好的生活。右为追求自由，是以金钱、血缘力量集结同伴的一类人，也就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他们追求自由，不用顾忌他人，才能将自己的资本最大化。
而所谓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左或右，都是相对于本国现状而言的。所以中国与西方国家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先说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所以最根本是左的。而改革开放所引进的市场经济，则是以物质、金钱为价值体系的，这种思想在最开始左的基础上是偏右的，认同这种思想的人们认为个人财产国家无权掠夺，更愿意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他们就是中国的右派，相对于之前的左发生变化，所以是激进派。而中国的左派则追求完全的平等民主，抵制西方思想的融入，支持个人利益要服从于国家利益，相对于之前的左没有变化，所以是保守派。而极端的左大概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清洗运动了吧。接下来，西方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以美国为例，美利坚合众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在根本上是右的。而一些统治者为了政权稳定，需要在一定范围内维持人们工作、生活的平稳，所以提出了民主平等思想，这在之前右的基础上是偏左的，也就是美国的左派，以民主党为代表，他们相对于之前的右发生变化，所以是激进派。而美国的右派则以共和党为代表，他们更乐意保障大资本家们的利益，这相对于之前的右没有变化，所以是保守派。极端的右是追求极端自由，极端民族主义，就是所谓的纳粹了。 ——————更新一下—————— 补充一点，在我国某些情况下所说的“左”倾或右倾错误又是什么意思呢？具体情况如下：“左”倾错误（必须带引号）：在社会主义当中，左是正确的，而“左”倾则是指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就是激进主义。所以,为了表示贬义，特在左字上添加了引号，即“左”倾,以区别于真正的左。右倾错误：右倾则是指政治思想上，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具体表现为在革命斗争中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量，不敢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坐失有利时机，甚至悲观失望，退却逃跑，所以称为机会主义或投降主义。
最后提到了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解散）和西德（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第六章 德国本土文化：道德的崩溃和智性的崛起
德国的浩劫
卡尔雅斯佩尔斯《罪责问题》
弗雷德里希梅尼克《德国的浩劫》
作为亲历一二战之人，作者在本书中讨论和反思二战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就像何兆武序言所写的那样（该序言基本概括了本书中作者的观点和写作背景），作者强调融合19世纪两大浪潮：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性（如果希特勒的尝试有那么一丁点价值的话，也只在这个层面），认为德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抛弃了歌德时代的自由主义，抛弃了良心，受到狭隘的普鲁士主义和军国主义影响，而最最关键的是受了希特勒党人那种完全异质于德国传统的、标榜民族主义实则是唯利是图的马基雅维利和冒险主义的欺骗。作者否认纳粹德国的歧路是源于德国自身传统和民族性有问题，呼吁通过回归自身传统（如音乐、宗教等）找回德国的“本真”。本书既像是对德国民众的说服，也像作者对自己的一种说服：若不保留对本民族价值的肯定，德国很可能就站不起来了。
如本文开头所述，世界大同的理想尽管美好，但民族主义仍将是长久的存在，虽然它的影响会不断衰减。民族主义并不是《德国的浩劫》的唯一主题，但它从一个侧面对所有现代民族主义可能走向的歧途发出了警报。迈内克写道，有一种属于纯粹内心文化的民族性，也有一种政治策略的民族性，无论那是防卫性的自保还是进攻性的扩张；一种民族性是真诚浪漫主义的，另一种民族性则只是浪漫主义的斗争武器，而武器成为目的本身就会导向希特勒主义。也许为了避免德国的歧途，人们应该构建的是一种内生的、文化上的、主体性的、持重稳健的民族主义。
马克斯韦伯指出，当前的政治问题（指一战结束后）不能依靠过去的智力成就来解决。那种可以从中提炼出促使政治行为马到成功的神奇处方的永恒德国精神是不存在的。…… 赫尔岑宣称，他的故土俄国不应成为父辈们的俄国，而应成为孩子们的俄国。马克思韦伯希望他的祖国德意志也会如此。马克斯韦伯警告说不要为了寻求政治建议而回归经典，没有比这个观点离梅尼克著作的核心内涵距离更远的了。（也就是说梅尼克不是这么想的）
文化的复苏
1945年后，回到德国的移民们目睹了一个奇迹。很明显，悠久的文化得以在战争中幸存，纳粹政权的残暴行径也为使其受到伤害。特奥多尔阿多诺看到的是一个沮丧冷漠，充斥着愤世嫉俗的不信任感的国家。然而，相比在纳粹取得政权之前，如今的青年德国人对所有与精神相关的事情都充满了更加强烈的的兴趣。
同样的情况（指二战结束后青年德国人的文化狂热）在梅尼克眼中是希望，在雅斯佩尔斯眼中是痛苦，而在阿多诺看来则是幻觉。